2001年第4期
（总61期）
记者要学习搜集群众语言
熊宇庭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要认真学习古典语言、外国语言和群众语言中的有益成分，以丰富我们的语言文字，其实，古典语言也好，外国语言也好，它们终究还是来源于群众语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可以说群众语言是最新鲜、最生动、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新闻工作者是文字工作者，要想把自己的报道写活、写生动、写得有趣，就必须学习搜集群众语言。那么，怎样才能学到群众语言呢？我的体会有三点：
一是深入生活，直接感受。作家从事文学创作需要生活，记者从事新闻写作同样需要生活。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新闻作品都是生活的反映。而作为构成作品的材料——语言，同样是以生活为源泉的，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正是来源于丰富多采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学好群众语言，就必须深入基层，参与实践，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首先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而再学习他们的语言。所谓“感情深，话儿真”，只有与他们建立了感情，才能学好、用好他们的语言，在写稿时才能做到有“感”而发，为“情”所动。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1978年到1986年，我在农村整整工作了8年，历经了中国农民从“工分账”走向“责任田”的大转折。对那个时期的农村“讲成份，争照顾，吵工分”等情况感触很深，所以写起农村报道来得心应手。比如《人情，在改革中升华》一文，在写到王家店公社根据县信访办的指示精神，给“三线”伤残农民张琪玉照顾50元钱的过年费，结果被大队扣掉了44元之后，加了这么一段议论：“不近人情么？那时候的人情本来就有点儿‘虚’。试想，百把张嘴，争食一口‘大锅饭’，谁不像‘乌眼鸡儿’似的，哪个也别想多吃一粒米。曾几何时，会上‘一家亲’，会后争工分，往往为半个工分也要骂他个‘祖宗翻筋斗’，人情啊，不过是用大锅熬出的面糊糊粘合的。一经风吹日晒，就干涸龟裂……”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我8年农村生活体验的速写。假如没有这8年的农村生活，我是写不出这段话的。
一个记者没有生活和群众语言，他的文章就很可能写得空洞、干瘪、无味。从语言气息来讲，没有生活就没有泥土的芳香；从感情色彩来讲，没有生活，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群众的要求和心愿。现在，有些新闻单位为编辑记者在工矿、农村建立了生活基地，让他们不定期地到基地去生活一周或半月，我认为这条经验是很可取的。
二是广交广结，博采众说。新闻的涉及面决定了我们的交际面。广交广结，是我们记者的职业优势。我们的采访活动，正是我们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有效途径。我们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社会实践中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人情世态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其语言表达方式也就各不相同。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不同点”，即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语言。只要我们采访一个人就结交一个朋友，那么，我们的学习，就会多一条途径，多一门内容。在采访中，对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不要轻易放过，最好作记录，回来再整理，保持“原汤原汁”，不可“以意为之”。可我们有些同志总认为自己多喝了瓶把墨水，试着要“高明”一下，群众的话一到他的笔下就变了味儿，都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一股子“馊气”。有的更糟，人家说了半天，而他的笔记本上只记下几条瘦筋，到写稿时，只好又去请“假大空”来应付差事。这样的采访态度，当然学不到群众语言。要学好群众语言，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采访时要尽可能的如实记录，当然不是有话必录，要记那些有个性、有意义的话。这对我们写好文章，写活人物是大有益处的。比如，我在一篇题为《补课记》的社教工作通讯里，写到群众对那些又拿工资又种田，就是不办实事的村干部有意见时，引用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他们倒好，又拿工资又种田，夹堑沟里放牛——二面捞”。显而易见，这句原话比起“一举两得”一词来，要形象得多。又如，我在题为《郑国策》的反映计划生育工作通讯里，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女主人公郑春枝说的“人搞生了，狗子混熟了”这句话，这就比“计划生育确实是天下第一难”这句话要深刻得多，形象得多。上述“语例”表明，应用采访对象的原话，对于增强文章的感情色彩，有“点‘墨’成金”的效果。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如实记录，是我们学习和积累群众语言的有效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语汇才能逐渐丰富起来，在写作实践中才能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三是多看多记，日积月累。学习群众语言，除了“向实践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之外，还有一条可行的捷径，就是向书本中学（包括电影、电视、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这是因为书本语言从本质上讲也源于群众语言、群众生活和群众实践。
鲁迅先生曾经教导我们：“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我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一教诲，不仅仅适用于写作，也适用于我们的语言学习。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这句话里有三个概念六个字，就是“留心”、“各样”、“多看”。尤以“留心”二字至关重要。要说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看，只是没有“留心”。消遣而已，所以收获不大。要想收获大，必作有心人。我们不妨留心翻阅一下过去的报纸，看看有多少好文章是从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抠出来的。如《为了大地的丰收》、《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这些报道都是借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来直接入题的。至于在文章中引用各类文学作品的语言，就更是举不胜举了。由此可见，留心各类文学作品是辅助我们学习群众语言的好办法。再说多看，就是要多看“各样”作品。现在，有些同志在学习上存在着一种“偏食”现象，有的偏爱小说不爱诗歌、有的偏爱武打剧，不爱生活剧，有的偏爱故事片不爱戏曲片，等等。这种“偏食”现象对于我们的语言学习不能说不是一大缺陷，比如戏剧语言，特别是地方戏的语言，是十分精彩的。尤其是那些小丑、媒婆、丫环、使女、书童、奴仆等舞台上的群众的语言，是最生动、最活泼、最富有趣味性的。比如对“爱恋”的表达，台湾歌星庚澄庆唱道“让我一次爱个够”；香港歌星郭富成唱道“对你爱不完”；张学友唱道“爱得比你深”等等，这些言辞尽管说得十分通俗和直率，但却缺乏趣味性，没有回味。相比之下，楚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人心与四九二次见面时相互表示的爱恋之辞就有趣得多了。祝英台的丫环人心说：“人心见四九，恨不得咬一口。”梁山伯的书童四九说：“四九见人心，恨不得和毛吞。”尽管他们的答对中都没有出现一个“爱”字，反倒出现了两个“恨”字。但却把他们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说得是那样的生动和形象。这才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见，我们的地方戏剧舞台上的基本群众的水平比港台歌坛上的“天王”歌星们的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们可以从语言的角度，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句话，来要求我们的新闻写作。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应该达到的，也是可以达到的，像冯巩、牛群、姜昆、唐杰忠，他们“说的”就比我们“唱的”要好听得多。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语言生动活泼，趣味性强。我们写文章也应该做到这一点。正确地使用文学作品中的锦言妙语，就会使您的文章有声、有色、有情、有趣、有味、耐读。比如我在一篇题为《这里，精神比金钱更被人珍视》的通讯里，写到陶店乡黄泥潭村四组原来忽视村风建设，邻里之间，经常为抗旱抢水吵嘴打架的情形时，引用了楚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句唱词，叫做“不是铁匠铺里叮当响，就是铜匠铺里响叮当”，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那种不正常的邻里关系。同时，还赋予句子一种音乐美和节奏美。
总之，我们要切实按照鲁迅先生关于“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的教诲，不断地从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吸取营养，积累语言，逐步地把自己的脑袋构筑成一个“语言仓库”。使之达到“溢于言表，一触即发，脱口而出，妙语连珠”的境界。
总括全篇所述，群众语言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又尚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智慧的源泉。又是语言学范畴里的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门类，其中的奥妙还有待于广大的文字、语言工作者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探讨和发掘，以便将来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一个新的学科独立于汉民族文化之林，这便是我撰写本文的初衷和目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有线电视台)
(本文编辑：黄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