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2期
（总65期）
道德的传播与传播的道德
乌鲁木齐电视台 魏勇
编者按：
新闻工作者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传播者，同时也应该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实践者；社会主义道德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取决于新闻传媒的工作质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传人”的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队伍的整体道德水准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传播的水平。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历来重视社会道德建设。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1”党和国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作为新世纪的根本治国方略。最近，中共中央又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2”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崇高的思想道德基础。
社会风尚和道德基础的形成，不能像“依法办事”那样靠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只能主要依靠媒体对道德准则的广泛传播，来提高人们道德实践的自觉性。本文仅就广播电视媒体在道德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自身道德建设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一些理性探析。
一、道德传播与社会舆论同行
道德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道德与政治思想、法律、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道德又是以一定的善恶、荣辱观念为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并且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等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调节和教育作用，这是道德与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特殊本质。
可以看出，道德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一定阶级的社会舆论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约束作用。而社会舆论又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公众的议论”，它通过新闻媒介客观真实地广为传播，达到授人良知，终善为师的目的。因此，道德的传播与媒体的发展存在着紧密关联的内在必然性。
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道德，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从氏族社会产生的义务和权利之类的道德意识，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道德观念、道德标准、道德行为、道德修养等基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道德的本质，用社会存在说明意识，用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上层建筑，认为社会经济关系是道德关系的基础；认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道德的性质；认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决定道德类型的更替。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社会意识并不是消极的产物，它对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之后，就会反过来以自己特殊方式，对经济基础发挥巨大的持久的能动作用。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和国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及《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就是要通过对道德观念、道德理想、道德规范的广泛传播，去培养人们的品质，指导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通过道德职能的全面实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信息形态的社会道德，几乎经历着信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传播手段不断完善的全过程。道德信息的传播如同其他信息的传播一样，经历了从两个以上的人际传播到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性跨越。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文字为手段的传播形式出现了。文字的形成和印刷术的诞生，促使信息传播手段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以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广播电视媒体，已成为道德信息的现代化传播工具。网络媒体的加入，使道德传播的讯息渠道更宽、更速、更广。
道德形态的形成和传播媒体的发展，共同勾画出一条惊人相似的轨迹：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它们遵循着各自的发展规律运行于大千世界，形影相随，与时俱进。
二、广播电视是道德传播的最佳载体
在现代传媒家族中，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等刊物类载体相比，更为充分地利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更为充分地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功能。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日益壮大的广播电视媒体，已经逐步构建成一个手段开放、对象广泛、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社会交流系统，是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各种价值观念最具渗透性和影响力的信息载体。单就伦理道德信息的传播而言，广播电视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优势之一：传输手段的开放性。
我国广播电视传输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运用无线电波、有线电信号和记录媒介传送广播电视节目、覆盖全国广大城乡。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时期，就形成了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广播电视台站组成的广播电视传输网。实现卫星传送，将广播电视传输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到1998年底，我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8．21％和89．01％，“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广播电视大国。3”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网络传媒，为广播电视道德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信息通道。2001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10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其后播出的一系列关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新闻报道，都可以通过各自设立的新闻网站进行查阅。在此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送中宣部副部长刘鹏谈社会公德突出“爱国”二字和江西农民公德评议带来新气象等重要消息，都可以在央视国际网络（网址：www.cctv.com）浏览详细内容。
许多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也实现了网络传播。新疆人民广播电台2000年4月建立“新疆新闻在线”网站，使一听而过的广播节目有了便于阅读浏览储存记忆的载体。现在，只要通过国际互联网点击这个网站（网址：http://www.xjbs.com.cn），就可以清晰地收看到这家电台五种语言传播的道德信息。
尽管为了商业运用或其它目的，“加密”技术开始在卫星和网络系统中有限运用，也无法改变广播电视传输手段的开放性特质。
优势之二：受众对象的广泛性。
广播电视传输手段的开放性，造就了覆盖范围的广延性，从而营造出纵横交错、传受同步的视听空间。这个广阔的视听空间，可以包容一切社会成员在内的庞大受众群体。他们在选择接收广播电视传播的大量信息时，可以不受文化水平、年龄结构、生活经历等种种局限，而只需具备健全的听觉、视觉和感知能力。正因如此，广播电视的传播对象具有传统读物所不可比拟的广泛性。
广播电视传播对象的广泛性，正好适应了在我国深入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的客观要求。它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装备，方便而快捷地将社会公德，将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至世界各地。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利用区域性广播电视设施，将家庭美德，将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传送到社区街道以至千家万户。还可以利用行为性广播电视设施将职业道德，将各类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传送到各行各业，岗亭哨所。
道德建设群众性和先进性的辩证统一，是广大受众的共同需求。广播电视媒体理当利用受众广泛这一优势，进行多层次的道德信息传播。按照道德要求与实际道德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目前应考虑将整体道德结构分解为低、中、高三个层次进行传播。低层次的道德传播，是指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最起码的行为准则的传播。它在道德体系中属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有位学者将这种道德要求划归“道德底线”。它要求人们在公共行为中必须做到不损害集体国家利益，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可概括为“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力求使自己的一切活动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如果一个人守不住这条“道德底线”，违背了这个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就将发生质的变化，以至触犯国法，沦为道德败类。中间层次的道德传播是低层次的提高，是社会主义国家道德行为的中坚和主体。传播媒体可将这一层次的行为准则概括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提出的“二十个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高层次的道德传播是中间层次的升华，其核心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指导一切言行。传播媒体可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或“大公无私”来概括。它是衡量个人行为品质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向未来社会的崇高道德规范的过渡，在道德建设中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广泛而浩大的受众群体，将接收到的这些道德信息和行为规范，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就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优势之三：传播内容的丰富性
广播电视传播是运用视听信息技术面对社会公众的一种大众传播。传播内容几乎囊括了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体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内涵极其深刻的结构整体，它是我国人民用劳动和智慧造就的一座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是广播电视传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道德信息源泉。
从纵向来看，道德传播的内容可以涵盖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形成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品德；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这几种道德形态在各自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都经过了发生、发展、提高以至不断完善的漫长历程。因此，诸如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发展、道德的作用、道德的本质等基础知识，都需要广播电视媒体根据受众的需要广为传播，广为普及，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横向来看，道德传播的内容应包括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情感、道德评价，等等。这些相互联系而又各有区别的道德范畴，虽然多属理性的、静止的抽象概念，但它只要通过广播电视媒体直观、形象、有声、有色的连续传播，就会化理性为感知，化静态为动态，化抽象为具象。人们可以在传播流程中如同亲临其境地听到和看到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情景，从而获知大量的道德信息，受到深刻的道德启迪。
如果将横向与纵向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作为信息资源之一的道德信息资源，是我国信息矿藏中的“富矿”。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道德传播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而逐渐形成的诚实守信、平等竞争、公平交易、追求效率等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都是广播电视媒体必须涉及的重要传播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可以确保市场行为依法有序，道德却可以促使市场行为稳定和谐。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一个人的利己行为不仅应该止于不对他人构成伤害，而且应该找到对群体利益带来最优结果的对策。这个对策就是讲道德。资本主义社会尚且讲究道德情操，懂得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4”懂得“道德投资”会带来可靠的效益。中国清代山西商人尚且懂得“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尚且洋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我们坚信当代中国人民在正确舆论的引导下，在道德风尚的熏陶下，将会比洋人和古人做得更好。
优势之四：信息形态的多样性
广播电视媒体的信息符号系统，是由图、文、声、像有机组合的多彩世界。这个多元的符号系统，足以将天地万物、人间百态、世象行旅、历史沧桑……一览无余地包容其中，这个系统能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信息资源，经过采集、选择、储存、传递、还原等科学程序，将广大受众欲知、未知而又急切需求的那部分信息，呈现于听众、观众喜闻乐见的声像世界里。
伦理道德信息，便是广大受众急切需求的那部分信息之一。
广播电视传播道德信息的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符号形态；二是节目形态。
符号形态，是指广播电视传播行为共同赖以达意传情的声音、图像、文字等表意符号的存在样式和运动状态。所不同的是，广播多采用“转陈式”，是将图像、文字符号转化为声音，是以声音叙事、声音陈述为主要手段。听众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想像，将“声音”描述的事物形象化、直观化，获得闻其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听觉效果。电视多采用“直陈式”，是将声音、图像、文字组成的画面诉诸观众，是以声像叙事、声像陈述为主要手段。观众可以直接从画面陈述中获得视听俱佳的收视效果。
节目形态，是指广播电视媒体组织传播活动的基本形式和播出方式。广播电视节目的完整形态包括：节目名称、内容、主题、形式和一定的时间长度。按其内容性质可分为新闻性节目、教育性节目、文艺性节目、服务性节目。伦理道德信息的传播遍布各种类型节目的结构形态之中。
信息含量最大、受众人数最多、播出时间最长的新闻性节目，通过大量日常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既可准确反映党和政府倡导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部署，又可及时报道社会各界、城乡群众结合具体实际进行道德实践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用看得 见摸得着的道德榜样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塑造人。新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水暖工徐虎、模范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模范给水团团长李国安那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实践，都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等新闻性节目广为传播的。浙江省金华军分区政委范匡夫有句名言：“领导的职责就是办好事，干实事，管坏事”。去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范匡夫的感人事迹，并配发编后话说：“范匡夫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把范匡夫的高尚道德行为，提升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高度，给人带来深刻的启示。2001年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新时期的好公仆为题，报道吉林省水利厅厅长汪洋湖的先进事迹。这篇报道说：汪洋湖的名字共有9点水，常年奔波在白山黑水 间，但是他常在水边走，就是不湿鞋。一切歪风邪气对他来说，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次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作了深入评述，热情赞扬“滴水映汪洋”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和人格力量。时隔两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摘》播出连续报道最后一集并配发评论，盛赞汪洋湖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媒体运用多种信息形态传播道德榜样所形成的舆论强势，在新闻性节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编排的教育性节目和文艺性节目，播出了大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专题片和影视剧；服务性节目播出的大量公益广告等，都对伦理道德信息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传播。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爱我中华》系列短片，可以说是道德传播节目形态的又一种创新。
三、传播者亟需提高道德素质
道德的传播须臾也不能离开传播的道德。这是因为，一方面道德传播行为本身，就是时代赋予传播者的一种伟大的道德实践；另一方面，传播者只有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才能更好地完成道德传播的历史重任。
那么，传播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素质呢？就广播电视媒体从业人员而言，应当在忠实履行社会主义公共道德义务的同时，努力实践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
恩格斯说：“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5”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又经过1994年4月第一次修订、1997年1月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每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操守和富于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自觉二字，在这里应是与“自发”相对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了道德行为的客观规律而主动从事的一种职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道德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有目的的自觉行为。“自觉”二字已成为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第一要件。广播电视人在履行新闻工作职业道德的时候，应当紧密结合自身职业特点，在“自觉”二字上多下真功夫。
1、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新闻工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当紧密围绕这个核心，牢记这一宗旨，牢固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忠于人民，忠于真理。不论何时何地从事新闻采访和传播活动，都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辨别真伪的标准。
2、道德原则的自觉坚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应当自觉坚持团结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运用声像传播手段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应当刚直不阿，客观公正，准确反映社情民意。用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坚决杜绝观念误导、行为误导等一切形式的导向错误。
3、道德实践的自觉投入。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道德实践的根本着力点，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自觉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不仅在选题取材过程中聚焦宏观真实，在采访制作过程中再现微观真实；还应通过行为信息和思维信息的辩证统一揭示事物的本质真实。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新闻的完全真实。坚决反对假采访、假报道等弄虚作假的不道德行为。
4、道德品质的自觉提纯。品质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品位与质量，道德品质是道德行为的本质反映。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就是在传播活动中实现道德理想，坚持道德原则，勇于道德实践的过程。因此，必须密切结合道德传播实际，努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进而将这两种可贵品质外化为优良的道德作风，这就是：政治上廉洁自警，思想上求真自立，工作上敬业自砺，生活上勤俭自律。
5、道德传统的自觉传承。我国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极为宝贵的道德传统。这个传统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其核心部分就是：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坚持贯彻群众路线的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等。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将优秀新闻道德传统世代相传。
6、道德境界的自觉攀升。道德境界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所达到的一定高度。应当说道德行为的高度自觉就是一种境界。尽管这种境界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出“个体差异”：完全自觉，比较自觉，不太自觉。但是人们道德行为的价值取向仍然是追求最高道德境界：忠 诚。而且，现实生活中确实涌现出许多忠诚于道德理想的优秀人物，广播电视工作者应当像他们那样刻苦打造和完善自我，哪怕是在心灵深处经历多么艰难的攀升，也要实现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
综上所述，道德的传播与传播的道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道德的传播可促使传播者的道德情操的陶冶提升；传播者素质增强又可促使道德传播质量的不断提高。两者互促互动，(下转第24页)
(上接第29页)相辅相成，就可以实现效益双赢。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发展时期，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媒体理当将道德传播和法制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大兴崇尚道德和遵纪守法之风，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注释：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0页。
2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中共中央通知 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3张海涛：《加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推进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第8页。
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